摘要：本文从三个层面考察清代北京的煤矿开采及其劳资关系。首先，是煤矿的消长。16、17世纪之交，北京近郊西山的煤矿有360余座。明清之际战乱，1649年降至170余座，后来逐渐增加，1762年有270余座。然而，由于积水问题无法解决，1801年降至185座，1886年更减至115座。这样一来，导致煤炭供应吃紧。清高宗与清仁宗体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曾下令官员借款给商人挖掘泄水沟，试图恢复某些矿坑的运作，但成效相当有限。其次，是矿场的经营管理。依照规定，开矿必须向官方申请煤矿执照。投资者通常不直接参与经营，而是由申请者或其委任的管理者掌理，雇用矿长与矿工等，包括专职淘矿坑积水的“打水工”。矿工的工作极为辛苦，而为避免瓦斯中毒，矿坑中设有排气装置。其三，矿场存在类似劳工承揽公司的包商，设立宿舍兼食堂的所谓“锅伙”，提供矿工与打水工居住。但由于不少矿工被不合理囚禁在“锅伙”中，官方在19世纪初以后，多次打击这种非法势力，并于1822年订定“锅伙”与矿工的管理法规。即使如此，直至19世纪末依然存在类似情事。

摘要：本文详细叙述了卢依道和高竹在十七世纪末清朝宫廷中的工作和生活。卢依道是在康熙皇帝特别要求下来到北京的第一位专业的耶稣会医生，与他一同前来的高竹是在澳门出生的理发手术匠。首先，本文着重讲述了他们来到中国的复杂旅途，以及在保教权耶稣会士和国王数学家的利益竞争之下，他们在北京的经历如何引起了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内部的斗争。其次，本文还描绘了卢依道和高竹在北京宫廷以及康熙皇帝出巡时的医学活动，包括他们与太医的冲突，照顾精英患者使他们与“仁医”理念渐行渐远。这些患者中也包括康熙皇帝本人，他在患病时利用了当时简陋的欧洲医疗。最后，本文考察了卢依道和高竹在北京的医疗活动在政治、宗教以及医疗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戛然而止的原因。

摘要：清代官员的满汉复职制度一直都是清前期官制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以满人为主导的清代统治阶层,在升迁上为满洲官员创造了便利。他们不仅在制度上享有优先,在行政过程中也有更多机会。但是这一制度在清朝二百余年中一直平稳运行,未曾导致国家治理偏失或官员的集体抵制,说明它有相对的合理性。本文以《品级考》和《铨选则例》中相关条例入手,进一步分析满洲官员在升转中的实际情况,对比汉官升转过程,以考察清前期满洲特色在官制史中的体现。

摘要：巡察御史是雍正朝极具特色的监察官员,其巡视地方、以非制度化的权力介入地方政治,并广泛参与到世宗推行的新政改革中。制度规定的缺乏一方面使巡察御史在行政中具有灵活性,对改良地方积弊深有裨益;另一方面则导致职事、权力与官位三者的分裂,使巡察御史成为制度之赘余,终致停废。本文梳理巡察御史的制度渊源与设立始末,检视其介入地方政治并实现职权延伸的实态,考察其废置的深层制度原因。巡察御史的兴废一方面与雍正朝政治走向相关,另一方面又可对省思清代制度设计与实践有所启示。

摘要：清代省友是州县延聘、长驻省城的办事人员,负责州县衙门在省级主管行政机构藩司、臬司及督抚部院的相关事务,诸如办理州县交代册、领解钱粮、投文解犯、打探信息等。其中,关书、使费与文册是省友的受事之源,省友藉此请托司、院书吏援通办理州县省务,甚至在使费支付数目、钱粮领取与某些事务上有＂擅专＂的空间。然而,这种＂擅专＂并非毫无限制,省友与司、院书吏携手操持州县省事时,书吏会根据上宪的执政态度与关防严密程度而使相关事务在法律法规及各项省规所允许的范围内弹性延伸,省友在使费支付与钱粮领解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州县的牵制。省友与司、院书吏在利益驱动下对州县省务的不规范运作,有促进上下级行政机构有效沟通、提高地方衙门行政效率。